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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云顶国际官方网址

发布时间:2019-08-14 23:34编辑:国际资讯浏览(87)

    卑诗省政府正在修订法例,规定发现具有潜在传统价值的地点或物品时,必须汇报予省政府的考古学部门。省林木、土地及自然资源厅长唐诺道(Doug Donaldson)周四宣布,透过修订《遗产保护法》(Heritage Conservation Act),将有助加强对考古及历史遗址的保护。他更表示,此举也是配合省府致力落实《联合国原住民权益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中的部分工作。 唐诺道指出,经修订后,政府将会有权拒绝、修改、暂停及取消发展准许证。同时,当局有权要求发展土地申请者为物业进行全面的考古研究或检查,然后才有可能获得当局批发准许证。他补充说,这是省府20年来首次对遗产保护法例的修订。据林木厅提供的资料显示,卑诗省目前有超过5.4万个注册考古遗址,而省政府核下的考古学部门则平均每年批出约500个准许证。综合报道

    发文单位: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考古遗产”,英文写作archaeological heritage,是国内外已经和正在不断使用的一个泛考古学的概念,既与考古有关,又与遗产相连。它的由来,有一个过程。 二战后,由于对古迹、建筑的保护需要,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1965年在波兰华沙成立。随着考古遗存也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威胁,ICOMOS又将目光投向考古这一特殊领域,并且在1985年成立了考古遗产管理国际委员会,并对“考古遗产”作出定义,通过1990年的《考古遗产保护和管理宪章》确定下来。 “考古遗产”被定义为: “根据考古方法提供主要资料实物遗产部分,它包括人类生存的各种遗存,它是由与人类活动各种表现有关的地点、被遗弃的结构、各种各样的遗迹(包括地下和水下的遗址)以及与上述有关的各种可移动的文化资料所组成。” 这与考古学学科定义中的研究对象基本一致。与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文化遗产概念相比,以往受到重视的历史建筑并未被包括在“考古遗产”的定义中,这是由考古遗产的特殊性所决定。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必须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和考古学研究方法才能充分揭示。而考古发掘的过程不可逆转,只有协调好保护与破坏这对矛盾,才能做好遗产保护工作。这是考古遗产有别于其他文化遗产的最重要特征。 遗产,在法学中指“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财产和法律规定可以继承的其他财产权益”,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界,强调了其作为祖先留给全社会的公共财产而具有代际传承性,保护和研究它们不仅是考古学家的工作,还需要公众的重视和参与。 由于国家的倡导、媒体的宣传和社会的进步,“文化遗产”理念在我国得到持续传播,管理体制和行业划分不断细化,“考古遗产”在国内的提出也应运而生。 1993年,李晓东先生曾引用《洛桑宪章》就考古遗产的定义、价值、研究与保护等基本性的问题发表了文章,较早针对“考古遗产”进行了专门论述。但在考古实践中,因种种原因,考古工作与遗址保护往往产生“脱节现象”。其间也有一些考古工作者认识到文物保护与管理的重要性,如20世纪90年代三峡考古中的大量文物保护工作,已承担起考古学保护文化遗存的责任,只是“考古遗产”管理的概念尚未明确使用。 如今很多考古学家都在关注对于考古成果的大众普及。张忠培先生指出“从战略上讲,专业学术研究成果,终应回归人民,普惠大众”。杜金鹏先生也在论述大遗址保护问题时强调,任何遗址都是全体公民的公共财产,我们应该让遗址为全体国民服务。可见考古学的发展必须处理好科学研究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学术研究的提高是对公众进行普及教育的前提,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应当成为考古遗产保护的基石。 考古学家等专家学者也逐渐参与到考古遗产管理的实践中,“考古遗产”的概念由是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2014年10月,北京大学举办了以“作为社会资源的考古遗产”为主题的学术论坛,“考古遗产”已经成为这次论坛的最大重点。同一时期,2014年国际考古遗产管理科学委员会年会也首次登陆中国,在吉首大学召开,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学者就“考古遗产管理的普遍标准”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由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主编的《考古学概论》,最后一章专门从科学和社会两个方面阐述了考古遗产的价值和意义。“考古遗产”的概念率先在高校引起重视,对于由上而下推动“考古遗产”概念的普及将有重要影响。考古遗产的分类及其实践性 考古遗产数量丰富、类型多样,因此需要根据其不同属性分类管理。譬如以考古学具体研究方向为标准,可根据年代、地域、国别、研究内容等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划分。 在对考古遗产的管理工作中,包括我国在内,世界上最为普遍的分类方法是根据其是否可移动分为遗物和遗迹。但国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分类方式,如1985年西班牙通过的《历史遗产法》中将考古遗产分为考古发掘、考古调查和偶然发现。这种以科学方法的适用和时间顺序标准进行再分类的方法,可能更有利于对考古遗产价值的揭示,也更有利于对它们的保护和管理。 考古学对考古遗存的理解和认识,强调对遗存之间关系的把握,也就是要将遗存对象放到其出土背景中去。将考古遗产划分为遗物和遗迹,往往会造成这种关系的割裂。虽然这有利于发掘品的保存及管理,但是对于深层次理解考古材料、重建历史文化十分不利。因此考虑到考古遗产的特殊性,在其管理和保护过程中也应当探索新的分类方法。 由于田野发掘是考古学获取资料的唯一途径,根据其发掘情况和时态,可尝试将考古遗产分为已发掘的考古遗产、未发掘的考古遗产以及发掘中的考古遗产。这一分类方式可为制定考古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制度和方法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未发掘的考古遗产,应当以保护现状为主,尤其考虑到现有技术手段的时代局限,处理好相对保护与绝对保护的关系,政府作为主导应积极制定保护措施,考古调查和发掘计划都应制定严格的审批程序。 对于已发掘的考古遗产,则应重点考虑其展示方案。对于不可移动的遗迹,在其基础之上建立遗址博物馆,已成为博物馆学中的一个重要类型。现在一些博物馆在布展时也会力求重现遗物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的组合和布局情况,甚至重现考古现场的发掘过程。这仍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讲述性”展示,观众通过观看展览接受教育。 虽然静态的考古遗产展示是公众考古教育中的常态,但它不能使群众切实了解发掘的过程,也就无法真正走进考古学。发掘中的考古遗产,在遗产利用中往往被忽视,却能为公众考古提供新的思路。它们是考古遗产的进行时状态,能够以最形象的方式向公众普及考古学,国内也已开始了积极的探索。2007年“文化遗产日”活动期间,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宣布“有条件的考古发掘工地也将有组织地向公众开放”。杜金鹏先生提出把考古发掘现场作为遗址公园展示的重要项目之一,建议“不仅应当允许公众参观考古工地,有条件时还应邀请部分公众直接参与考古工作”。譬如在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已多次设立市民开放日,邀请公众走进考古现场。 “考古遗产”概念作为一种公共社会资源的提出和推广,对于提升公众对考古学的认知水平,培养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关注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局面,都是极大的促进。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及国家公文中,还没有对“考古遗产”作出明确的定义和分类。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考古遗产”也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5年5月8日)

    发布日期:1990-10-1

    执行日期:1990-10-1

    生效日期:1900-1-1

    导言:

    众所周知,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的起源与发展对人类鉴别其文化和社会根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考古遗产构成记载人类过去活动的基本材料,因此,对其保护和合理的管理能对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代表人类当前和今后的利益对其进行研究和解释起到巨大的作用。

    对这种遗产的保护不能仅仅依靠适用考古学方法,它需要较广泛的专业和科学知识与技能基础。有些考古遗产的构成是建筑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根据1966年保护和修复古迹遗址的威尼斯宪章所规定的这类结构的保护标准进行保护,考古遗产的其他构成是当地人民生活习惯的组成部分,对于这类遗址和古迹,当地文化团体参与其保护和保存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考古遗产的保护必须依靠各学科专家的有效合作,它需要政府当局、学术研究人员、公私企业以及一般民众的合作。因此,本宪章规定了有关考古遗产管理不同方面的原则,其中包括公共当局和立法者的责任,有关遗产的勘察、勘测、发掘、档案记录、研究、维护、保护、保存、重建、信息资料、展览以及对外开放与公众利用等的专业操作程序规则以及考古遗产保护所涉及的专家之资格等。

    本宪章受到了作为学者、专家以及政府的政策与实践思想的源泉与准则的威尼斯宪章的成功之鼓舞。

    本宪章必须反映具有全球效力的基本原则和准则。鉴此,宪章不能考虑地区性的和国家的具体问题和可能性。因而,本宪章必须为此需要根据将来的原则与准则,在地区性和国家范围内加以补充。

    第一条 定义与介绍

    “考古遗产”是根据考古方法提供主要资料实物遗产部分,它包括人类生存的各种遗存,它是由与人类活动各种表现有关的地点、被遗弃的结构、各种各样的遗迹(包括地下和水下的遗址)以及与上述有关的各种可移动的文化资料所组成。

    第二条 整体保护政策

    考古遗产是一种容易损坏、不能再生的文化资源。因此,土地利用必须加以控制并合理开发,以便把对考古遗产的破坏减小到最低限度。

    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应该构成有关土地利用、开发和计划以及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的整体组成部分。考古遗产的保护政策必须不断予以检查,以便跟上时代的发展,考古保护区的划定亦构成此种政策的一部分。

    考古遗产的保护必须纳入国际的、国家的、区域的以及地方一级的规划政策。

    一般民众的积极参与必须构成考古遗产保护政策的组成部分。涉及当地人民遗产时这点显得更加重要。参与必须以得到作出决定所需知识之机会为基础。因此,向一般民众提供信息资料是整体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条 立法和经济

    考古遗产的保护应看作是全人类的道德义务,它是民众的一项集体责任。此项义务必须通过相应的立法以及支持遗产有效管理计划的足够资金的规定加以确认。

    考古遗产为全人类社会所共有,因此,每个国家应有义务保证拨出足够的资金用于考古遗产的保护。

    立法应该为适合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需要、历史和传统的考古遗产提供保护,提供就地保护和研究的法律需要。

    立法应该以考古遗产是全人类和人类群体的遗产这个概念为基础,而不局限于某一个人或国家。

    立法应该禁止在没有得到有关考古当局的同意而通过改变考古遗址或古迹或其环境对其进行毁坏、损坏和改变。

    在批准毁掉考古遗产的情况下,原则上,立法应要求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古研究和档案记录。

    立法应要求并规定对考古遗产进行适当的维护、管理和保护。

    对违反考古遗产法律的行为应制定适当的法律制裁措施。

    如果立法仅仅只对那些登记在选择法定财产清单中的考古遗产的某些部分提供保护,对没有受到保护或新近发现的古迹和遗址必须制定暂时保护规定,直至对其作出考古评估。

    开发项目构成对考古遗产的最大威胁之一。开发者有责任保证在开发计划实施之前对考古遗产影响进行研究,因此,该项责任应体现在适当的立法中,并规定此种研究经费应包括在项目经费之中。立法中还应该建立这样的原则,即:开放项目的设计应该将其对考古遗产的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第四条 勘察

    对考古遗产的保护必须以对其范围和性质尽可能的全面了解为基础。因此,对考古资源进行全面的勘察是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的一项基本义务。

    同时,考古财产清单构成科学研究主要数据库,因此,编制考古财产清单应被认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其结果是:考古财产清单应该包括各个重要和可靠阶段的资料,因为即使是表面的知识也能构成保护措施的起点。

    第五条 调查研究

    考古知识主要基于对考古遗产的科学调查研究。此种调查研究包括广泛的方法,从非破坏性的取样技术到全面发掘。

    收集考古遗产的资料不应更多地毁坏为保护或科学研究目的所需的考古证据,这是一项最重要的原则。因此,与全面发掘相比,非破坏性技术、空中的地面勘测、取样等方法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加以鼓励。

    由于发掘总是意味着需要以失去其他资料甚至可能以毁坏整个遗址为代价来选择将要记录和保存的证据,因此只有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方可作出发掘的决定。

    发掘应该在遭受发展规划、土地用途改变、掠夺和自然蜕化的威胁的古迹和遗址上进行。

    作为例外情况,为了阐明研究问题或为了向民众展览而更有效地阐述古迹遗址,也可以对没有遭受威胁的遗址进行发掘。在这种情况下,发掘之前必须首先对遗址的重要性进行全面的科学评估。发掘应该是部分的,留一部分不受干扰,以便今后研究。

    在发掘工作完成后的一段合理期间内,应该向科学团体提交一份符合既定标准的报告,报告应包括相应的考古财产清单。

    发掘工作应根据1956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所规定的原则以及既定的国际国内专业标准予以进行。

    第六条 维护与保护

    考古遗产管理的总体目标应是就地保存古迹和遗址,包括对一切相关的记录和藏品等进行适当的长期保护与保管。将遗产的任何组成部分转移至新的地点的任何行为即构成违反就地保存遗产的原则。这项原则强调适当维护、保护和管理的需要。它也坚持如果发掘考古遗产的适当维护和管理之规定得不到保障,则不应通过发掘或在发掘后暴露考古遗产的原则。

    作为促进维护考古遗产的一种方法,应该积极寻求和鼓励当地承担义务及其参与。这一原则在处理当地人民和地方文化团体的遗产时特别重要。在某些情况下,把保护和管理古迹和遗址的责任委托给当地人民也许是适当的。

    由于所能得到的资源难免有限,积极的维护不得不在有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它应该在各种古迹遗址的重要性和代表性的科学评估基础上适用于其中的一个范例,而不应局限于那些比较著名并引人注目的遗址。

    在考古遗产的维护和保护方面应适用1956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建议所规定的相应原则。

    第七条 展出、信息资料、重建

    向民众展出考古遗产是促进了解现代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方法。同时,它也是促进了解对其进行保护需要的最重要的方法。

    展出和信息资料应被看作是对当前知识状况的通俗解释,因此,必须经常予以修改。它应考虑到了解过去的其它多种方法。

    重建起到两方面的作用:试验性的研究和解释。然而,重建应该非常细心谨慎,以免影响任何幸存的考古证据,并且,为了达到真实可靠,应该考虑所有来源的证据。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重建不应直接建在考古遗址之上,并应能够辨别出为重建物。

    第八条 专业资格

    在各个不同学科拥有至高学术水平对考古遗产的管理极为重要。因此,在相应的专业领域培养足够数量的合格专业人员是每个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目标。发展某些高尖端专业领域的技能之需要,要求进行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和维持专业培训和专业指导的标准。

    考古学术培训的目标应该考虑到保护政策从发掘到就地保存的转变。它还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在保存和了解考古遗产方面,研究当地人民的历史与研究著名的古迹和遗址同样重要。

    考古遗产的保护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因此,应该使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业人员有时间更新他们的知识,应该制定专门侧重于考古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研究生培训计划。

    云顶国际官方网址,第九条 国际合作

    考古遗产是全人类共同遗产,因此,国际合作在制定和维持其管理标准方面极为重要。

    为从事考古遗产管理的专业人员交流信息和经验,急需创建国际机构。它要求组织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大会、研讨会、专题讨论会等,并建立地区性的研究生研究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应通过其专业团体,在其中长期计划中促进这方面的工作。

    作为提高考古遗产管理水平的一种方法,还应该发展专业人员的国际交流。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领导下,应制定出考古遗产管理方面的技术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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