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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为何没有出国留学?

发布时间:2019-09-22 00:25编辑:国际学校浏览(87)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青年学生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少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征程。毛泽东是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就在他送走了一批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时候,自己却坚定了不出国的信念。原因究竟何在?

    由此可见,毛泽东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是更为有利的。

    关于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的原因,学术界已有一些说法,比如语言和经费问题。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知这不能成为毛泽东放弃赴法勤工俭学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当时经手从章士钊那里借来资助旅欧学生的两万大洋,他大可自己留一份以作出国路费。就外语来说,对毛泽东这样一个求上进的年青人亦非考虑重点。其实,从历史的逻辑来看,毛泽东没有赴法勤工俭学,并非某一个单纯的原因在起作用,而是几大深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毛泽东是主张留学的坚决支持者,也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之一。他在1919年3月送走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后,对自己未去法国有一个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从学习效率看,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毛泽东在1920年2月给陶毅的信和同年3月给周世钊的信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关于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先后顺序的观点。前一封信中说,他想和同志们在长沙成立一个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在后一封信中,毛泽东讲到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由此可知,毛泽东不是不打算留学,而是准备把国学基础打牢后再去,那时候可以和西方文化、西方国情进行深层比较、甄别,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对于新民学会会员赴外国留学,毛泽东积极支持,但不主张留学都涌到法国一个地方去。相反,对学会会员过多赴法,他认为: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这里讲的同志,实际上就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认为改造中国与世界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毛泽东希望这些优秀的青年分散到各地,对各国实际和各家学问都有深入了解,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在当地起到领导核心作用。 另外,新民学会各方面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有骨干成员留在国内以保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本土基地不至衰败。实际上,自学会成立不久,担任学会总干事的萧子升就去法国了,会务由担任干事之一的毛泽东主持。留法的学会骨干成员亦有意留毛泽东在国内。1920年6月,留法的向警予给国内的彭璜、毛泽东写信转达蔡和森的意见,由于毛泽东他们在湖南积极的革命活动,认为湘事大有可望,行见东方瑞士,希望毛泽东于湘事定后,顿湘两年,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同时,萧子升也认为,毛泽东留在北京,一方面可以继续求学,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新民学会招收新会员,并且,去法国的人需要有个可靠的人在北京联络。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新民学会会员理性分工的重大意义。以蔡和森为代表的赴法会员从法国和德国这些社会主义的故乡直接向中国输入了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路径;而留在国内的毛泽东等会员则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他们之间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这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 另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把眼光和兴趣从西欧转移到了俄国。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陶毅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泽东希望以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 早在1918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就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俄国政府将沙皇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行废除,并将沙皇政府与俄国资产阶级强行掠夺、占有之中国领土及一切权益,全部归还中国人民。同时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友好关系。1920年4月7日的湖南《大公报》刊出了这个宣言的译文。可以想象,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西方列强欺辱近百年之久的中国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心情,再加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胜利,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效法的对象。这不能不使毛泽东对苏俄另眼看待,学习俄国文明以改造中国和世界成为他的新选择。 毛泽东赴俄考察学习的计划之所以后来没能成行,在于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使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在狭小的学校社团里开展活动了,历史把他推到了湖南社会舞台的中心,他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改造,高频度、高强度的社会宣传、组织活动和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交涉、处理等革命现实实践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客观上已经不允许他有闲暇赴苏俄了。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从1917年始至1920年底这段时间,中国正处在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时期,社会激烈动荡,革命运动此起彼伏。湖南的驱张运动、自治运动更是把湖南推向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这正给寻找大本大源、渴望在奋斗中发现真理的毛泽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毛泽东认为乱也有很多好处,认为大困难和大障碍也是促使人努力抵抗、奋斗,推动事物发展的极大动力。 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于强烈主张读无字书,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而又觉得对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了解很不够的毛泽东来说,他还能抛下这激烈发展的社会形势而远赴法国在异域从书本里寻找真理去么?所以,1919年4月,毛泽东回湘对周世钊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社会革命运动是毛泽东必然的选择。此后,毛泽东在一系列的革命实践中加深了对民众疾苦的认识,认识到了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根本力量,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也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的想法。摘自《党的文献》杨晓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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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是认为青年毛泽东法语不过关,怕到外国发生困难;二是认为青年毛泽东已“债台高筑”,拿不出到法国去的路费;三是认为青年毛泽东甘愿留在国内了解中国国情,愿意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政治运动。以上观点有的来自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萧瑜的回忆,有的来自毛泽东写给周世钊的信和1936年对斯诺的谈话。这些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信性,但总使人感到没有深刻地触及到毛泽东不赴法勤工俭学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没有更深一步地分析青年毛泽东放弃出国学习,决定留在国内的根本原因中的主观因素。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阅读毛泽东于1920年3月14日写给周世钊的信,信中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然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这话表明,毛泽东发现出国回来的学子之中的多数仍旧没有找到拯救中国命运的良药,也没有因为出国而使自己聪明起来。这话还表明,毛泽东反对盲目出国,对赶时髦一窝蜂出国,回国后又无所适从而“莫名其妙”的人持蔑视的态度。显而易见,毛泽东对当时的留学现状非常不满,从而提出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出国的观点。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做了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一年多后,也就是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由此可见,毛泽东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是更为有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形成,不能说与此没有渊源关系。

    青年毛泽东到北京来之前,对留法勤工俭学抱有很大的希望,然而到北京之后,他在与新民学会的会友们共同为出国做准备的过程中思想却产生了根本的变化,究其实际情况,应该从毛泽东到北京以后,所接受到的新思想、新文化,所接触到的新人新事入手,研究其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何等影响。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受到这篇文章影响。

    当时,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从农村而来,受中国传统教育多年的毛泽东有着全新的感觉。求知欲极强的毛泽东,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同时,也接触到了许多文化名人,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给了他思想上的点拨和指引。他在1936年对斯诺谈话时深有感触地回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被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毛泽东在北京不仅读到了胡适的文章,还与胡适多次会面。《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记载过毛泽东等人与胡适的接触,“会友在京,曾请蔡孑民、陶孟和、胡适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要说明的是,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首先并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直到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

    毛泽东曾怀着崇敬的心情请求胡适在政治和学术上给以帮助,胡适对青年毛泽东曾给予极力赞扬。这期间,毛泽东受胡适的启迪很大,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出国留学问题,也是在受到胡适思想的影响才坚定了不出国的决心,是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在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是什么态度呢?就目前见到的史料,笔者认为毛泽东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上有过一句话一直没被人们重视,可它正说明了毛泽东就留学问题请教过胡适,并读过胡适的《非留学篇》。他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

    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一些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或是登载胡适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的老师美国杜威教授的书,如《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从文化书社销售的这些书刊,也折射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与立场。

    胡适的《非留学篇》发表在1914年第三季《留美学生季报》上,《胡适文集》中也没有收载。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出版的《胡适丛论》中此文被列入附录当作“遗文新刊”重新公布于世。

    当年,这篇仅印了几百份的文字,被毛泽东到北京后读到了,文章中的观点给了青年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使毛泽东坚定了不出国的决心。

    《非留学篇》中,胡适就留学问题发表议论: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胡适指出,很多人只是把留学当作敲门之砖:

    今之留学者,初不作媒介新旧文明之想,其来学也,以为今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于是有钻营官费者矣,有借贷典质以为私费者矣。其来海外之初,已作速归之计,数年之后,一纸文凭,已入囊中,可以归矣。于是星夜而归,探囊出羊皮之纸,投利作学士之衔,可以猎取功名富贵之荣,车马妻妾之奉矣。嗟夫!持此道而留学,则虽有吾国学子充塞欧美之大学,于吾国学术文明更何补哉,更何补哉。

    胡适指出,留学政策之失败,在于政府“不务本而逐末”。而去留学的学生“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在一己之利禄之食;志不在久远,而在于速成。”“入最易之校,择最宽之教师,读最易之课,迟则四年早则二三年,而一纸羊皮之纸,已安然入手,俨然大学毕业生矣,可以归矣。”他指出:“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其流弊有二”:

    (一) 无自尊心 ……一入他国目眩于其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而出主入奴之势成矣,于是人之唾余,都成珠玉,人之瓦砾,都成琼瑶。及其归也,遂欲举吾国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

    (二) 不能输入文明 祖国文字,乃留学生传播文明之利器,吾所谓帆舵篙橹者是也,今之不能汉文之留学生既不能以国文教授,又不能以国语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

    胡适感叹到:

    ……至于今日,留学人数骤增矣,然数年以来,乃几不见有人译著书籍者,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故其所学,恒用外国文为课本,其既已留学而归,或国学无根底,不能著译书;或志在金钱仕禄。无暇为著书之计,其结果所及,不惟无人著书,乃并一册之译本哲学科学书而亦无之。嗟夫!吾国人其果视留学为百年久远之计矣乎,不然,何著译界之萧条至于此极也。夫书籍者,传播文明之利器也,吾人苟欲输入新智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非多著书多译书多出报不可。若学者不能以本国文字求高深之学问,则舍留学外,别无他途,而国内文明永无增进之望矣,吾每一念及此,未尝不寒而栗,为吾国学术文明作无限之杞忧也。

    可以看出,胡适在文章中对中国留学中的弊病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评,对当时中国留学政策的失败指明了原因,而且能隐隐感觉到他对中国教育的忧心忡忡。

    是故吾国数十年来之举,一误于政府之忘本而逐末,以留学为久长之计,而不知振兴国内大学,推广国内高等教育,以为根本之图,国内高等教育不兴,大学不发达,则一国之学问无所归聚,留学生所学,但成外国入口货耳。……若政府犹不变其教育方针,若留学生犹不改其趋向志趣,虽则岁遣学生千人,至于千年万祀之久,于吾国文明无所裨益也,但坐见旧文明日即消亡,而新文明之来,正遥遥无期耳。吾为此惧,遂不能已于言,吾岂好为危言,以耸人听闻哉,吾不得已也。

    中国当时的留学状况在引起毛泽东不满之前,就已经引起了毛泽东崇拜的学者胡适的责难。

    毛泽东读到了胡适的《非留学篇》,不能不受胡适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上谈到对留学问题的看法,与胡适在《非留学篇》中阐述留学问题的观点基本相同。毛泽东看不惯那些出洋留学,回国后仍然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的学子。应该承认毛泽东是受到了胡适的启迪。从时间上看,胡适的《非留学篇》发表在1914年,毛泽东是在1918年和1919年两次到北京期间读到了胡适的文章之后,才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表露出自己“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等不愿意赴法勤工俭学的观点。

    青年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非常敬佩,胡适、陈独秀曾一时是他心中的“楷模”。胡适在《非留学篇》中的观点,很自然的会被毛泽东接受。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本书、一篇文章可以提高人的认识,转变人的思想,甚至影响人的一生,这在许多伟人的身上得到了证实,毛泽东本人也毫不例外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读后认识到了阶级斗争,后来,阶级斗争学说果然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并成为他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原因。胡适的《非留学篇》点拨了毛泽东对出国留学的看法,坚定了毛泽东不赴法勤工俭学的决心。

    胡适的《非留学篇》,当时只在发行几百份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刊登,至今已成为一篇佚文,以往,人们只知道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提到过这篇文章,而要想真正读到却很难。最近台湾三民书局为纪念胡适,才把《非留学篇》作为胡适丛论中的附录给予再次披露。这对全面研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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