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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主讲秋季学期“形势与政策”课程报告会

发布时间:2019-08-15 08:05编辑:国际学校浏览(116)

    2018年10月28日上午,北京大学秋季学期“形势与政策”课程报告会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此次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改革与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主讲。

    进入专题: 新结构经济学  

      澎湃新闻8月20日讯“从1978年年底的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到2016年,连续38年,中国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6%,在人类经济史上我们还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能够以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在8月19日的一个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和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如此总结改革开放38年以来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奇迹。这一研讨会主题为“发展与贫困:中国和世界经验”,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在广州召开。

    北京大学1900余名本科生以及北京市有关高校师生共约2000人听取了报告。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孙蚌珠教授、林娅教授、王成英老师等出席了此次报告会。报告会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程美东教授主持。

    林毅夫 (进入专栏)  

    化劣势为优势,技术差距造就“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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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方法,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5美元,还不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当时水平的三分之一。在38年期间,中国是如何从改革开放之初世界上最贫穷国家,成长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速且最稳定的经济体?林毅夫认为,主要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拓宽优势,加速了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

     

       本文为林毅夫在9月25日举办的南南合作机制与中国企业机遇研讨会的发言和讲座实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林毅夫指出,经济发展代表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主要依靠两个最重要的机制,那就是现有产业的不断创新,以及能够把资源、劳动、资本从估价价值较低的产业往估价价值较高的产业转移。在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之际,中国的创新能力较低且产业转移能力不足,这些表面上的“劣势”恰好可以进行利用,从而便于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同那些本身产业水平较高、只能依靠自己进行创新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通过引进外国技术和产业实现发展,不仅能够降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也能大大减少风险,这就是改革开放38年后,中国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的最重要经验。

    报告会现场

      

      林毅夫同时认为,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意义远不止于创造了世界上的一个经济奇迹。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有超过7亿人摆脱了国际的贫困线,对世界减贫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迄今为止,中国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当中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林毅夫的报告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奇迹;二、解答了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若干疑问;三、中国改革开放对于世界的意义。

    为何要超越发展援助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让中国经济在改革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

    有关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奇迹,他指出:第一,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至2017年长达39年间保持年均9.5%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按照市场汇率计划在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计算则在2014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对外贸易总额在1978年至2017年间保持年均14.5%的增长速度,于2013年跃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贸易额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达35%左右,而同期美国为25%左右,日本为20%左右;第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56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8640美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7亿人在40年间摆脱国际贫困线,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同时,虽说中国崩溃论经久不衰,但是中国却是40年间唯一一个没有崩溃、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会发现,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有许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在经历类似于“改革开放”的经济改革进程,但是在这一进程中,他们的经济往往陷于崩溃和停滞,甚至爆发经济危机,而同阶段的中国则实现了基本稳定和快速发展,中国在这其中有什么特殊经验?

    林毅夫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若干疑问:一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可能实现长期高速发展,二是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之前呈现极端贫困状态,三是为什么虽然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而中国崩溃论却每隔几年就出现一次,四是未来中国发展前景怎么样。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的前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以及影响,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地区自己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成立了很多国际多边的发展机构,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有各个地区的发展银行,像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等等,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不仅有这种多边的发展机构,发达国家也成立很多双边的发展机构,像美国的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有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发达国家都有双边的对外援助机构。它们的目的,是希望这些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展起来,实现现代化,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经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多边双边的帮助,还是长期陷在贫困的陷阱当中。

      林毅夫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所遵循的正确思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当时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完全抛弃政府干预,转而纯粹地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发展经济时,中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了渐进的双轨的转型方式:对于转型中需要补贴的大型企业,依旧采取保护补贴来维持其运营;同时放开对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类的市场准入,允许民营、外资企业进入。通过根据现实情况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经济经营模式,中国的企业和经济得以发展。在改革开放38年后,当现实情况已经再次发生变化的时候,同样的指导思想能帮助我们不断根据现实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关于中国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来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问题,林毅夫从经济快速增长的含义、机制出发,强调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又有技术创新和产业转移两种方式,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保持高速增长背后的最主要机制是中国发现了利用跟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差距所给予的后来者优势来加速经济增长的方式。在其看来,工业革命以来的发达国家在一百年左右时间内保持年均3%-3.5%的增长速度,是依靠技术创新的结果,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必须依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创新一方面可以自己发明,但另外一种方式则是因为技术跟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可以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更好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并应用于生产,可以让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以比发达国家成本低、风险小的方式取得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进而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推动经济发展。正基于此,二战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国家或经济体发现了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的方式来加速经济增长,经济学称之为后来者优势,取得每年7%或者更高、持续25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快速经济增长。

       当然摆脱贫困是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也有几个经济体,比如亚洲“四小龙”,比如我们自己,也曾经几个世纪是陷在贫困的陷阱当中,但是经过努力从第二次大战以后,变成新兴工业经济体,有些已经变成高收入经济体。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也快速发展,现在从一个人均GDP连非洲的三分之一都不到的贫穷落后国家,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但是像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国家,它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陷在一个贫困陷阱当中,并不是个别例子。从统计数字来看,第二次大战以后,总共有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到现在为止,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我们的台湾。

      为此,2017年第五次全球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的结构改革应该去支持、发展那些能够给农户、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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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到2020—2025年之间,中国有可能会变成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高收入的经济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也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这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里面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很小,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中国即将在明年迎来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站在这个时间节点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林毅夫认为,改革成功的几个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包括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并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使用务实渐进的改革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府积极作为也必不可少。

     

       也就是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近180个发展中经济体,跟非洲一样,跟南亚的一些国家一样,一直处在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我想从第二次大战以后,大家都有实现现代化、提高收入、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但是成功的只有这少数几个,令人非常失望。

    成功经济体的共同点:不符合经济学主流理论

    林毅夫作报告

      

      林毅夫表示,如果从1960年算起,当时世界上一共有101个发展中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其中有8个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关于中国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初极端贫困的问题,林毅夫认为是因为中国主动放弃了一个优势,选择了与1978年以后的不同发展思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成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1949年建国后的首要目标也是实现民富国强,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拥有与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技术,同时国强还需要以坚强的军事实力为支撑,而我国面临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的劣势。国家为了发展国防事业和先进技术的需要,采取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的方式来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化大产业,在建立了完善工业体系的同时,也存在资源配置错位、市场竞争力不足的劣势,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相伴的是经济增长率极端低下和经济发展的落后。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什么

      通过这些国家的经验,林毅夫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二战之后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从主流的理论看来,他们的政策全部是错误的。例如,在国家干预盛行的上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当时发展的却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以出口为导向,这被当时认为是错误的战略却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辉煌;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流行的观念是政府干预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双轨转型方式却取得了成就。

    关于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而中国经济崩溃论经久不衰的问题,林毅夫认为主要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转型思路与国际主流转型思路的不一致。二战以来,结构主义作为经济学主流思潮,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政府力量克服市场失灵,集中配置资源来发现现代化大工业,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大都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思路,但与现代化产业相伴的是技术差距带来产业竞争力不足,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诸多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前后走向改革。我们现在称为新自由主义的主流认识提出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转变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强调国有企业要走向私有化、市场化。然而,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并没有采用当时认为最有效的办法而选择了渐进的、双轨方式来转型,继续给予资本密集的、大型的国有企业政府保护、补贴,而对劳动密集型的深加工企业则是开放准入并积极因势利导,新自由主义认为这种渐进的双轨制必然导致市场扭曲、权力寻租。由于认识的错误,很多国家采取了错误的方式,他们原先认为正确的结果却导致发展失败,而中国采取了当时认为最糟糕、实践却证明是最好的转型方式,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正是出于认识方面的错误,每当中国经济出现下滑的时候,所谓中国经济崩溃论便会出现。

      

      “发展中国家应该以自己为参照系,先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什么东西能做好,然后在市场经济当中依靠有为政府的作用,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如果能这样,我想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实现他们想追求的目标。”林毅夫说。

    关于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持续的快速发展的问题,林毅夫结合中央整体部署,深刻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和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提出中国在2008年到2028年这20年间有每年保持8%增长速度的潜力,并对中国在2010年以来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在其看来,经济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来衡量的,能不能实现取决于需求侧因素。需求侧因素基本包含出口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三方面,一般需求是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抑制了需求侧,诸如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的经济疲软导致进口需求相对缓慢,带来国际贸易增长缓慢,进而影响到中国,中国的出口增长放缓乃至出现负增长,同时国内投资增长也放缓。不过,当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多投资机会,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维持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到2020年维持6.5%左右增长率、在2020年到2030年维持5%-6%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可以说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还是经济发展态势最好的国家。

       如果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在低收入水平上,我们就要了解经济发展的含义是什么,经济增长的含义是什么。

    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对于世界的意义,林毅夫结合近代经济发展史尤其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参考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试图走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指出,截至目前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经济体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走向成功,而少数几个走向成功的经济体则是采取了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不同的发展思路,强调以中国为代表的走向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全新经济发展理论,如新结构经济学。同时,林毅夫指出,提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不仅有助于了解自身问题存在的原因、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也对解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梦想有比较好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有助于推动共建一个百花齐放春满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发展最表面的现象是人均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这就要求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

    在提问环节,林毅夫对同学提出的当前中国缺乏代表性技术、印度能否创造中国经济奇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

       那么要怎样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呢?

    程美东在最后总结时指出,林毅夫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与改革开放相关的四个疑问、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等三个方面对40年改革开放作了精彩的阐述,为更好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林毅夫指出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后发优势因素,对于我们正在谈论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等问题都有重要借鉴意义,有利于我们在未来进一步超越后发优势,在继续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文/李应瑞)

       首先是现有产业里面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让每个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第二,要有不断的产业升级,新的产业的附加价值要比原来的产业附加价值高,所以可以把劳动力,把各种资源从低附加价值产业向高附加价值产业去转移,去重新配置,这样劳动生产率水平才可能不断提高。

    责编:麦洛

       不仅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随着技术发展,产业升级,规模经济越来越大,产品的市场范围越来越广,现在的产业不但要有电力、交通这些硬的基础设施,还要有法律、保险等制度保障。此外,现代化技术和产业所需要的资本也越来越多,风险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金融体系来动员、配置资金,分散风险。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经济体当中的交易费用。所以现在的经济增长表面上看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它本质上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

       以非洲为例

       非洲为什么是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因为非洲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的农业以及资源依赖的产业向现代化的制造业转型。目前有80%以上的出口是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产品,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直接来自农业和矿产资源的差不多30%。这种情形跟中国在1979年的时候非常相似,当时中国出口产品中75%是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有81%的人是住在农村,以农业为生。我们现在能够变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制造业的转型,不断攀登产业阶梯,慢慢进入到后工业化的、以工业为主的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以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作为参考,这在经济学上叫“后发优势”。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制度完善的成本,会比发达国家更低,风险更小,所以它应该可以比发达国家发展更快。

       阿忆提到2000年的时候我在凤凰卫视做对话,提出2000—2030年,中国如果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然后来加速自己国家发展的话,应该是有潜力维持8%的增长20年。如果这个可能性实现的话,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可以超过发达国家。当然阿忆也说了,其实我们在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就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在非洲、南亚,大部分国家还陷在低收入陷阱,拉丁美洲国家一直还在中等收入徘徊,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理论上有可能,但实际上没有实现,这是很令人纳闷的现象,为什么?我想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去研究,去了解。

       我们知道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进行产业升级,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比如要建立电站、港口、公路,同样是需要投资的。所以投资在现代经济增长当中是不能缺少的,投资就需要资本。二战以后,多边国际发展机构,像世界银行,还有双边发展机构,像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赠款或是低息的优惠贷款,从理论上讲这些援助提供了发展中国家最短缺的资本,有了资本以后,这些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完善基础设施,应该就可以发展得很快。但是据统计,虽然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援助高达3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却还是在贫困当中。

       现在中国变成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了,中国也开始对外提供援助了,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应该研究怎样使中国的对外援助,真正能够“好心办好事”,让接受我们援助的国家也能够实现现代化。就像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思路决定出路”

      

       2008年,世界银行有两位诺奖获得者,一位是研究经济增长的罗伯特•索洛,另一位是迈克尔•斯宾塞,他们两个人牵头组织了二三十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有理论基础并且有很多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一个增长委员会,他们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每年7%或者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了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从19世纪末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的增长速度大约是3%,如果发展中经济体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长的话,就代表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高两倍还多,如果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就可以大大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增长委员会发现这13个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的特征:

       第一,它们是开放经济,它们用世界上先进的技术、理念,来生产世界所需要的产品,也就是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来生产,利用后发优势来发展。

       第二,它们都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三,它们都有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第四,它们都是市场经济,或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

       第五,它们都有一个积极的、有为的政府。

       他们说这五个特征是成功的要素,但不是成功的处方,就像中药材一样,如果要成功,一定要有这五种药材,但是单单知道药材,没有药方的话还不够,因为我们知道,每种药材如果用量对的话,它可能就是良药,如果用量不对的话,它就变成毒药了。

       另外我们发现,成功发展的经济还有一个特色,有些是完全靠国内的资本积累,像日本、韩国,它们在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不欢迎外资的,也不允许它们的企业向外国借钱。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外资进来的不少,但是虽然从总量来看相当多,但是从相对量来看,外资在我们国民经济投资当中的比重是不高的,大概在5%、6%左右。

       而有些国家,像新加坡,则大量利用外资。我想对经济发展,我们不仅要知道哪些是重要的要素,还要知道有什么好的药方,这是一个在研究上很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只是讲成功的要素,我们可以直接看发达国家有什么,我们缺什么,然后就认为发达国家有的就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实际上单单有那些条件是不是一定能成功,不见得。所以我们必须清楚了解到底怎样的政策组合,怎样的政策思路,才能让一个国家成功,并且表现出这些特征,这是我这些年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

       就像凯恩斯在他革命性的著作《通论》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所说:“是理念,而非既得利益,是成败的关键。”这就像我们常讲的“思路决定出路”,思路是最重要的。

       发展中国家和多边机构的努力为什么不成功?

       最主要的是它们的思路受到主流的发展思潮的影响,而这些发展思潮并不是非常合适的。因此,有很多是“好心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再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它们当时的发展思路,发展理论,它们制定的政策到底取得了什么效果。

       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点我,系统学习发展经济学,)是一个新的现代经济学中的子学科,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要追求现代化,根据这一需要才从现代经济学中分离出来的子学科。

       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现在称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要和发达国家水平一样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应该和发达国家水平一样高,你使用的技术、生产的产业,必须跟发达国家处于同等水平。当时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基本上是资本非常密集的现代化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产业基本上是农业和资源产业,它们使用的技术是传统的技术,当时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是因为它们的产业落后,它们没有发达国家那些现代化的产业。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如果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的话,就必须要学习发达国家的那些产业和技术。而他们又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产业要按市场来配置资源的话发展不起来,因此他们就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各种市场失灵。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必须由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直接动员资源、资金,直接配置资源、资金到现代化的大产业。这是当时的发展思路。

    本来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是农产品和矿产资源,进口的是现代化的工业制品,所以这种发展思路就被叫作进口替代战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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