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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冲撞到对话文明

发布时间:2019-07-08 16:00编辑:国际学校浏览(109)

    人要学会包容,世界要学会包容,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的。昨天上午,在浙大永谦活动中心,有这样一场高端对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国际上著名的新儒学大师;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作者,世界十大最优秀管理者之一;前者研究儒学,后者研究管理,两人却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共同的东西。杜维明很惊讶,像彼得·圣吉的西方学者,居然对东方文化里的东西也有很好的理解。儒学里有糟粕,有精华,那么,我们今天继承的到底是不是儒学里真正优秀的东西?彼得说,社会是一个系统。这好比是中医看病,不是头痛医头,而是要看全身的脉理。所以,学习型社会就是社会的系统学,世界就像一个蛛网,是交织的,多元的,互动的……全球已像一个蜘蛛网彼得·圣吉:我自己的学术背景、特别是我学习的大学,研究的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尤其是通过因特网,全球就好像一个蜘蛛网一样全部交织在一起,复杂度自然越来越大。以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来讲,我吃的东西、我的车、我用的东西,基本都来自于地球另外的地方,而不是美国制造的。我每天早晨吃的东西从世界各地运到我买的地方,都有2000英里之远。比如刀豆,近年来价钱已经在降,下降了大概75%。对于我这样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但作为生产商来说,是最不好的消息。现在咖啡也是一样,现在的售价已经是其成本的一半了。全球的互动性越来越明显。即使我在做学生的时候,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这种全球的互动和相互依赖已经愈演愈烈,但看看人类未来的生活,一般人的生活,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相互依赖,这不能不重视……我也意识到科技系统渗入到社会系统的种种现象。也就是系统的互相依赖性和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进入了人的思维习惯、思想方向,这是20世纪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到了MIT(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以后,找到了一个处理复杂系统的导师,发现工程系统和社会系统有极大不同。更领会到,人对社会的认知,构成了人创造世界的认知。集体智慧可能来自8个、10个思想者,这种思想完全超过个人思想。以全球食物系统来看,今天各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民间企业人员、工作者,了解到世界的粮食问题多么严重,但极少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今天我来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来看大家对集体智慧的生成和影响的重要性,我现在非常坚信集体的智慧远远高于个人智慧。比如我们今天关心的问题是一个社区作为整体,其智慧如何提高,这就是今天的对话的意义。另外,学习型组织怎样能提高集体智慧上,给大家做一个说明。至少在西方,人们还不很理解,学习型组织怎样提高社区整体的智慧。在我们的社区,很多人把它当作一种学科,但认识到关于人的远见、愿景却非常少。原因是人的远见、见识、愿景并不来源于科学,而是来源于艺术。以我的观点看,西方人有许多关于科学、工程的进展,但在人文方面的进展远远不够。比如20世纪著名的画家毕加索说,艺术品真正发生的那一刻,是这个艺术家真正的见识,是他信仰的愿望。从那一刻开始,他才开始了真正的创作。对于真正的人文系统创造来说,思维很重要;第二是创作的过程;第三是创作的方向。人都有想创作的冲动和想法,特别是一群人在一起,如果通过系统,能有原则地知道这些人创造的过程,很让人兴奋。强势的个人主义非常可怕杜维明:一年前,有一个机会,我认识了彼得·圣吉先生,沟通之后我很惊讶,因为我从事中国哲学思想,从事儒学,却从来没有和企业家进行过深层次的对话。我们考虑的问题都含有人文的含义。了解了彼得·圣吉先生的思想后,我觉得关于团队学习、个人学习、系统思考、心智模式等等,学习型组织和儒家家庭成员很相像。我确实也认为这个社会相互沟通、相互影响越来越频繁,但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心智模式,是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带来的意识形态,这种启蒙心态是最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受到这样的影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契约社会,自由、理性、法制、个人尊严,都是启蒙心态所衍生出来的。而启蒙心态,其中最大的盲点之一,就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终极关怀照顾不够,因为它是强势的人为中心的主义,一方面是宗教精神世界理解不够,对自然有一种掠夺和矛盾冲突。第二大盲点是没有全球社群理念,虽然法国大革命的三大精神自由、平等、博爱为人所知,但没有突显。另外第三它是强势工具理性带来的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主义心态,认为人类发展突破了人的宗教、信念,到了科学中心主义。把哲学当作过时的形而上学,所有理论必须量化、必须看得见摸得着,必须是务实的,实用的,有价值的。另外是一种强势的具有侵略性的个人主义。从西方现代化到全球化,最了不起的大贡献就是人的智慧、价值、理念得到实现。个人的潜力可以得到最大发挥,极少数人可以在社会上起极大的作用,个人尊严、潜力充分挥发,但具有强势的个人主义非常可怕。21世纪的领导,企业的领导尤其是跨国企业的领导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期待这些精英在21世纪除了能够集聚经济资本,还能够集聚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就是要搞对话,要靠会谈,要靠面对面的沟通,要有共同的愿景,要能够对自己的心智模式有深入的理解,在学习中发展自己,发展社会,乃至发展世界。除了可量化的技术能力以外,必须还要发展文化能力,文化能力和人文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历史使我们成为有记忆的人。中华民族是极少数有古有今、源远流长的文明,可鸦片战争以来的166年,我们的集体记忆越来越短,10年就已经感到很长了,而且开始集体健忘。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国,有很大的动荡,很大的变革。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每5年就有很大变化,集体记忆有传统断裂。所以,除了科学技术的能力,我们还要培养文化的能力,培养历史意识。除了智商以外,还要培养情商、伦理智慧。市场经济使得财富增加了,如果社会也变得市场化,家庭也变得市场化,学校也市场化,宗教也市场化呢?我参加了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高峰会议,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市场化的社会会造成很多困境。因此,除了物质条件外,我们要重视精神价值。假如我们最好的企业家都成为经济动物,而且除了经济利益外没有社会关怀,不关心政治、不参与社会、不注重文化,注定就是悲剧。这也是康德在哲学界提出的大问题。康德有三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海德格尔一直关注的何为人的问题。我和彼得对此都非常关心。学习组织的价值,如何自我超越,不仅是使企业家成为成功的经济人,而且也成为有责任感、同情心的企业家。通过学习型组织,使我们的国家变成学习的组织,最终目的是使我们达到可以对话的文明。以市场经济指导人的价值非常糟糕彼得·圣吉:过去3天来,我们的会议在安徽天柱山进行,我的感受很深刻。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以市场经济作为宗教指导人的价值,是非常糟糕的。整个市场是个人的反映,市场经济崇尚利益最大,每个人都在寻求看得见的利益,什么都用利益来衡量。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两个人一见钟情,这个难道也是经济的行为么?当然不是。当然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社区。在我简单的头脑中,一个社区应该是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中,每个人有机会让社区变得更好。从你的深厚的人文基础、儒家思想来看,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建议全世界商业人士,把自己从经济动物转变成社会动物,成为具有关怀精神的人,尤其是对中国的企业家。杜维明:我接触了一些企业家。在他成功以后,开始追求人生意义,我的精神家园是什么,我的精神价值是什么,在他们心里的考虑,比他们的事业更多。这些观念的出现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中国。经过那么多的动荡,那么多价值被摧毁,我们一直向西方学习,而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启蒙心态,启蒙的科学主义的价值。它在我们的文化心里结构中,比重最大。这很容易理解,西化已经是我们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所有的专业中,物理化学生物中,政治经济宗教社会都是从日语中翻译过来的,都是外来的。我们生活的积习,很大一部分都受这个影响,人际关系也受到负面影响。如何把这个影响变成正面影响,很重要。坚持五四精神,把最好的价值带进来,很重要。我主张彻底抛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简单、二分的思维方式。因为如果单纯中学为体,中学就变成无用之体;单纯的西学为用,西学就变成无体之用。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将自由、平等带进来。如何把中学的体、用和西学的体、用进行平等的对话,是我们的大课题。我觉得学习组织作为可操作的,可以在企业中实施,学习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赚钱之后创造更大的愿景,精神层面的东西,对西方物质狭隘主义进行批判。这才是真正的对话,相互参照的对话。彼得·圣吉:问题二,我们现在碰到另外一个问题:人类有了危机感。有学者希望通过开发中国传统文化,来应对这种困境。开掘这种文化需要多少时间?最危机的是生态环保问题。我们期待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和机制模式,来应对人类的困境。杜维明:我不相信任何大国可以对这个问题予以解决。人类所有的精神资源,面对西方的挑战,都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应,后现代的回应、唯心主义的回应、生态环境的回……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源。儒家可以提供参照非常宽广的人文精神,人类和自然永久和谐。这是一种共同的愿景,即使在现在冲突、动荡的社会中,有没有对话的可能,与儒学有没有起步有很大的关系。从各个方面来看,政府、企业有各自的空间,企业家的视野很宽,如果还能从个人学习和个人努力对宽广的人文愿景进行落实,实现的可能就非常大。学习组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思路。还有倾听,中国传统圣人的“圣”,是从耳从口的,孔子说六十耳顺,就是到这个时候能够听到很多声音。对话要靠倾听,对话的前提是“我愿意听”,我要用这个机会拓展自己的视野,增加反思的能力,探讨我们有没有共同的愿景。人的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的傲慢主义。就整个世界来说,并不是平等的,资源、权利都是不平等的。在此基础上,怎样对话?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越能掌握资源、信息的个人、群体、国家,越能够给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文字整理 本报通讯员 王蕊 本报记者 陈骥) 2005-11-13

    “我早餐桌上的一个绿豆罐头,吃或不吃,或许关系到危地马拉农民的未来。”昨天,《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博士[美]来到浙大,说人类社会是一个交织互动的网络,大到国家,小到企业,个体之间都会互相影响,或积极,或消极。对于企业,通过团队学习,建成一个学习型组织,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为什么在许多团体中,每个成员的智商都在120以上,而整体智商却只有62?为什么1970年名列财富杂志“500大企业”排行榜的公司,到了80年代三分之一销声匿迹?这是因为,组织的智障妨碍了组织的学习及成长,使组织被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力量侵蚀。——摘自《第五项修炼》)彼得·圣吉说:“人都有创造的冲动和想法,如果一群人在一起,又都想创造出什么,是让人兴奋的。相反,如果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对一个组织非常可怕。”《第五项修炼》被《哈佛商业评论》评为“过去75年中影响最深远的管理书籍之一”。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图书馆有300本《第五项修炼》,在彼得·圣吉来之前被借阅一空。如何构建一个学习型组织?彼得·圣吉引用了毕加索的观点,大致意思是,任何一幅伟大作品在诞生的最关键的一刹那,创作者都有强烈的信仰和愿望。建立学习型组织也是这样,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含义是:共同的愿望、理想、远景或目标)。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彼得·圣吉认为,令组织陷入“智障”最大的因素是人与人之间的习惯性防卫。他教给读者一些修炼术,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意见冲突:第一是自我揭露,比如询问“我说的合理吗?我的沟通方式是否太过强硬或主观?我想听听你的观点,这样我会更客观。”第二是探询他人的看法,例如“你看我的推论有没有破绽?”同时为自己的看法辩护。大家像打乒乓球一样,观点来回碰撞,就会有更多灵感。这次报告通过对话的形式进行。另一方是国际著名儒学大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他说彼得·圣吉倡导的学习型组织的管理模式,跟中国的儒学很相像,“比如六十耳顺,耳朵要是不顺,音乐、语言、智慧等各种‘音响’就听不进去了。对话的目的不是说服,是为了开阔视野。如果这在企业中实现,将会成为很好的动力。”(记者周炜)2005-11-13

    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厚,第二感觉还是厚,读完之后的第三感觉更厚。第一感觉是指本书的物理厚度。336 页,外加硬质书皮,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厚度感油然而生。第二感觉是指对本书论点的感觉厚重,儒家学说在我们中国流传发展了上千年,但其发展却远落后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更遑论基督、伊斯兰、佛教等派别。新时代如何发展儒学,问题严峻,令人深思。第三感觉的厚重,是指本书的精神厚度既有对儒家学说与其他学说的横向对比,也有历史变迁的纵向比对;既有结合本国实际的文明进程思考,又有全球化、多元化的文明对话。读完之后,便有恍然大悟的感觉。杜维明先生对儒家学说的洞见、对儒家发展形势的解构以及对未来文明发展的远见,着实令人钦佩。

    杜维明先生是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巴黎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从这一系列的职位就不难看出,杜维明先生看待问题的角度和高度:在全球范围内看待儒家发展。本书采集了杜维明先生15篇论文、讲话和观点性文章、访谈,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现代文明进程中儒家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理论,研究的相当精深,极具创见性。

    本书命名为《否极泰来-新轴心时代的儒家资源》,从中可以引出三个疑问:1.何谓新轴心时代?2.否极泰来,否和泰从何而来?3.儒家资源到底面临了什么问题,需要如此解构?也正是这些疑问,引领我读完了本书。

    ◎何谓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起源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文明。他认为世界范围内有四个典范性的人物对人类文明影响很大,分别是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和耶稣。杜维明先生主张还要加上默罕默德等人。这些人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巨大,塑造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犹太文明中上帝观念的出现、希腊哲学里面逻辑的出现、印度教里面梵天观念的出现,以及中国关于天和上帝等观念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超越的突破”,是轴心文明的最大特色。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轴心文明应该如何发展,如何既能实现和平的对话,又能避免意识形态的差别?这就是轴心时代的轴心文明亟需解决的问题。

    ◎儒家学说的遭遇

    儒家学说自孔子以来,历经千年传承发展,早已深入人心,咿呀学语的儿童也能将子曰诗云挂在嘴边。但是儒家学说遇到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历史的不幸遭遇。杜维明先生认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引发的精神骚动是儒家人文主义最重大的事件。五四运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提出要超越我们的“封建过去”,向西方学习,断定儒学价值的唯一标准是看它是否与西方定义下的现代化相吻合,从而拒斥千百年来主宰中国政治意识与社会框架的主流思想。德先生和赛先生引发的科学与民主观念被广泛接受,儒家文化遗产遭到严厉批判,而作为凡俗人文主义的西方启蒙精神被当做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意识形态。由于采用工具理性作为方法,儒学的信条就被那些手法娴熟的社会工程师用来作为施控的机制。

    2.当代文明的西化和凡俗化。21世纪,儒家已从“一阳来复”走进了“否极泰来”,但钱权和儒家结合,使其价值异化,导致精神资源荡然无存的危机却大大增加了。各种制度的理性化、市场经济的理性化、科学管理以及所有各种理念的官僚系统,是代表现代化的标志。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西方文明横绝天下的价值取向无所不在,科学主义力量如日中天,人文精神支离破碎,危机感日渐加剧。鲁迅大张挞伐的国民性泛滥成灾,物欲横流,价值失落;文化界庸俗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一切都凸显了培养人文精神的紧迫性,确认儒家传统为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珍贵资源,是学术、知识和文化界的当务之急。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需要一种可以广泛传播的学说为荒芜的人心找寻意义,指明方向。

    3.天人合一的窘境。儒家学说中著名的“八条目”指出,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要求在整个宇宙下看待人类的处境,人因此成为宇宙进程的积极参与者,肩负着关怀环境的责任,展现了神圣的人文精神。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人定胜天”的斗争观,开始无节制地向大自然进行索取,征服,带来种种生态灾难。特别是生活在赤贫状况的人数并没有减少,生态环保的破坏非常严重,另外还有资源的匮乏和消耗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互动的意识和三才同德的意识根本不同与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也不是把人的意志强加于天,而是人是和大自然是连为一体的,人有责任将天的创造转化成人存活的资源。

    4.轴心文化的碰撞与对话。21世纪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的竞争、军事的竞争,同时也是文化理念的竞争。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世界秩序发生变化,文化方面也出现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从好莱坞电影就能够侧面了解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冲击。在世界范围内,摇摆在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之间所造成的困境,人类中心主义、理性的傲慢和非理性的力量,如果持续,都是大问题。不管西方启蒙心态所代表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所产生的价值多么光辉灿烂,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更宽广的人文精神来面对、来处理。各种不同的价值越来越相对独立,我们就急切需要一种思潮,来全面应对人类所碰到的整体问题和人类根源的问题,就是开放一种生命共同体。而唯一能使生命共同体出现出现而不导致霸权的,就是对话;不导致排他性、排斥性、具有侵略性的原教旨主义,也需要对话。儒学所代表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不仅仅是儒家的价值,也是普世价值,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开发出来,也必然需要对话。面向21世纪,我们应该效法荀子“仁心说、学心听,公心辩”的平正胸襟,和世界各地的精神传统进行互惠互利的对话沟通。

    ◎儒家学说的机遇和未来

    儒家的兴盛,是符合历史潮流,是世界发展的必然。以儒家学说带动“文化中国”的崛起,对当前信仰缺失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全球化,无疑是一盏指路明灯。

    ——儒学复兴的迹象已经很明显。在国际上以研究儒学著称的哈佛路京社和中国十六七个大学有着直接联系,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院校已经开设相关课程,并邀请专家授课。如何发展传统的资源,如何加强学术的品质,学术界已有共识。相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成绩就会相当可观。

    ——儒家文化使得对话成为可能。轴心文明中,大部分都属于宗教信仰。儒家的人文精神含有启蒙的理性,但是没有反宗教的倾向,因此可以和宗教对话。所以,儒家思想可以成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在处理全球化和本土化矛盾冲突的问题上,儒家传统有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和实践经验。在科技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并存的时代,重建全球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儒家应该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儒家文化将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儒家文化的复兴,必将促使国人发挥自尊自重的觉悟,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秉承“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树立关怀他人、关爱地球、关心文化和敬畏宗教的行为和素质。届时,中国的崛起将不会被认为是威胁,更不是对现有秩序的破坏,而是重建世界文明秩序的中坚力量。

    ——儒家文化在国际上已经获得认同。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等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使得儒家价值当做有利于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得到积极弘扬。自律意识、责任感、勤俭品行、关系网的重要性、合作和协调意识和舆论的控制都被认为是儒家经济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

    书中内容博大精深,观点深刻,极具内涵。杜维明先生微言大义,精妙无比,奔逸绝尘,本人儒学修养不足,经常求教百度查找相关背景知识,对此也只能望其项背而瞠乎其后。但是,本人以为,要弘扬儒家学说,实现“文化中国”,首先应该做到“扬弃”。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该发扬的发扬,改批判的批判,对不符合时代特点的内容果断剔除,对直指人心的精华部分要严格保留,达到去伪存真的效果。其次,要培养专门人才。当代社会之所以人心荒芜,就是缺少信仰,而信仰来源于师者的传道授业解惑。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人文精神的凡俗化、庸俗化,目前最缺少的就是一以贯之、潜心修为的“工匠精神”,因而当前缺少“大师级”人物的出现。对此,国家应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儒家人才的培养。第三,要强化儒学教育普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派学说的培养光大,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完成的,必须经过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因此,光大儒家学说,普及教育相当重要。在“扬弃”的基础上,由“大师级”人物亲自操刀,编修符合时代特征的儒家典籍,以利传播,以利教育,方便纳入学校教材。自孔子以来,历朝历代均有对儒家学说的注解,看来重新修订编纂必是符合历史潮流之举。第四,要继续强化儒学宣传。从儒学博爱包容的角度来看,外在人文主义也好,凡俗人文主义也好,宗教信仰也好,精神性人文主义也好,只要能够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达到天人合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还在于人心,只有人心思动,才会产生行动,才会产生效果。一念动即是行,多说无益,行动起来才有效果。

    总之,这是一本硬书,一本内涵丰富的书,一本认知相当深刻的书,更多儒家精神的解读和世界八大教派的分析解构,尽在书中,强烈推荐有意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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